翻譯雖然是冷門行業，但是常常引起大家關注討論，從一心多用的同聲傳譯，到妙筆生花的文學翻譯。內行外行都對翻譯理解不一，翻譯觀點百花齊放，對翻譯的討論也熱度不斷。本文將結合中國翻譯史和翻譯理論，簡要概述中國翻譯理論發展歷程，希望能給讀者帶來一些啟發。
中國翻譯史可大致分為四部分，從東漢到北宋的經文翻譯時期、從明朝到五四運動的西學翻譯時期、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的馬列蘇俄和更多外國文學翻譯時期以及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日臻完善的翻譯時期。清末，嚴復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對后世翻譯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信”是忠于原作，“達”是忠于讀者，“雅”是對于文學語言的忠誠。其中“雅”常常被誤解為語言優雅，導致文言風譯文飽受贊美，但所謂“雅”的實質是語句得體適當，具體語體應由原文風格決定，而不是一味地附庸風雅。而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時期，白話文運動愈演愈烈，白話文逐漸在譯本中占據主導地位。當時著名譯者多為文學家，比如郁達夫、梁實秋、周作人、魯迅、傅雷等，這些譯者助推了馬列主義和大量文學作品引進，深刻影響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
正是在這個百廢待興的時代，各種翻譯理論層出不窮。秉承嚴復“信達雅”理論，錢鐘書先生提出“化境說”，即翻譯時既能不因語言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但這只是理想狀態，因為譯文總有信息流失的部分，徹底達到化境是不可能的。之后傅雷先生提出“神似說”，認為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也就是在保證語法結構正確的基礎上，更重視意譯。然而這兩種說法，由于其定義過于模糊，與其說是理論，不如說是兩位先生的心得隨筆。更多內容可以參考王秉欽先生的《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及一些討論翻譯的文章，如余光中先生的《翻譯乃大道》等。
翻譯是把他國文化帶回國內、把國內文化帶向世界的過程，不僅是兩種語言的轉換，也是兩種文化的碰撞融合，因此每個國家都有獨特的翻譯理論。在已有的翻譯理論體系基礎上，譯者應該繼續學習，而且也要不斷總結自己的經驗，提升為新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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